北京70条胡同年内实现“不停车”

首都图书馆B座9层，阳光透过落地窗照射进来，已向读者开放整整两年的(de)“四合书屋”日前迎来了他的主人——91岁的著名历史学家阎崇年(yánchóngnián)先生。阎崇年现在依然(yīrán)坚持一周工作七天，但还是头一次面对媒体详尽讲述“四合书屋”的点点滴滴。他轻抚书柜，翻看手稿，检索凝聚着几十载心血(xīnxuè)的读书卡片(kǎpiàn)。每一本书、每一张卡片、每一个物件，在5月的阳光中汇成一首动人(dòngrén)的时光交响曲。 上图：阎崇年正在翻看读书卡片。本报记者 崔家宁摄(cuījiāníngshè) “四合书屋”位于首图北京地方文献阅览室内，2023年5月13日向读者开放。阎崇年说：“我(wǒ)感谢首都图书馆接纳(jiēnà)了我，把我的四合书屋按原样搬(bān)了过来。” “雍正皇帝的(de)书房叫四宜书屋，乾隆皇帝的书房叫三希堂，中国古代文人的书房都有(yǒu)自己的名字，我也想给自己的书房起个名字。”阎崇年看过无数(wúshù)历史人物传记，总结前人得失(déshī)，他探究出(tànjiūchū)一个关键词——“四合”，即“同天合，同地合，同人合，同己(tóngjǐ)合”。他认为凡成功者无不顺应“四合”，失败者无不违背“四合”，“四合书屋”于是成为他书房的名号。 走进书屋(shūwū)，看着相伴多年的藏书、手稿、书柜、书桌(shūzhuō)，阎崇年面露欣喜。驻足在百衲本“二十四史”前，他翻动《史记》《汉书》，不免忆及往事——当年到图书馆看“二十四史”需要(xūyào)开介绍信，管理员戴(dài)手套(shǒutào)拿出来，读者要戴手套才能阅览。“现在不一样，如果读者到四合书屋来看书，跟管理老师说一声就可以了。” 拥有百衲本“二十四史”是阎崇年(yánchóngnián)(yánchóngnián)年轻时就有的梦想，但直到2023年才得偿所愿(suǒyuàn)。“二十几岁就想买，但一钱不够(bùgòu)，二没地儿放。”2023年参加中国书店成立70周年庆典时，梦想触手可及，但听闻一套要60万元时，他再次陷入沉默。机缘巧合(jīyuánqiǎohé)，阎崇年通过朋友引荐结识两位民营企业家史超和阙超，二人都是阎崇年《百家讲坛(bǎijiājiǎngtán)》的粉丝，听闻阎先生这一梦想，两人(liǎngrén)商议合力买下，以阎崇年名义捐给首都图书馆，让它与万千读者谋面。而中国书店也为了这项公益事业，将售价打折降至(jiàngzhì)40万元。 四合书屋墙上，国画家马振声(zhènshēng)的《杜甫登高图》气韵生动(shēngdòng)、书法家苏士澍的《望岳》笔力遒劲，书画家赠予阎崇年的佳作，都是“以文会友”的生动见证。这里每一本书、每一个物件都有来历，都有故事(gùshì)，连(lián)书桌下铺的羊毛地毯都藏着往事。阎崇年回忆说，地毯是从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运回北京的，当年去蒙古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xuéshùhuìyì)，他(tā)听从(tīngcóng)当地人建议来到中国援建的百货大楼，一眼就相中了它，“当时这种纯羊毛地毯北京要2000元(yuán)，当地只要400元。它也可以说是中蒙两国人民友谊的纪念。” 60余年(yúnián)专注“努尔哈赤” 迄今，阎崇年(yánchóngnián)不同版本的著作有(yǒu)100多种、论文600多篇，这1000多万字汇聚在26卷的《阎崇年文集(wénjí)》里。阎崇年说：“这是我60年的心血，总结了我在清史、满学、北京史等领域(lǐngyù)的学术成果。” “我研究(yánjiū)清史，就从研究努尔哈赤开始。”在四合书屋的展陈柜里，收入《阎崇年文集》的《努尔哈赤传》校对稿正静待读者到来。很多(hěnduō)读者不知道的是，这部发端于62年前(niánqián)的著作，既是阎崇年进入清史研究的“入门(rùmén)券”，也承载着他对未来的美好期待。 60多年前，阎崇年听从中国科学院教授杨向奎的(de)建议，从先秦(cóngxiānqín)史转攻清史，但到底如何(rúhé)研究，他(tā)心里没底。直到请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白寿彝后，才豁然开朗，“他说树有根，水有源，清史的根和源就在清太祖努尔哈赤这里。” 从1963年开始，阎崇年花了20年写就《努尔哈赤传》。他(tā)展示着1982年北京出版社的《努尔哈赤传》校样，纸张泛黄，红笔、蓝笔标注的校改随处可见。25万字的《努尔哈赤传》于1983年终获出版，朋友称他拥有(yōngyǒu)了登上清史研究(yánjiū)殿堂的“入门(rùmén)券”。 阎崇年后来又结识了宋史(sòngshǐ)大家邓广铭先生(xiānshēng)，邓广铭所著(suǒzhù)的《岳飞传》《北宋政治改革家(gǎigéjiā)王安石》，每10年必修订(xiūdìng)一次。“邓先生说好书如果能修订3次，30年就一定是(shì)传世之作。”阎崇年深受震撼，1993年、2003年、2013年、2023年，《努尔哈赤传》每隔10年进行一次修订。阎崇年说，“老天爷赏识我的话，我想2033年进行第五次修订，那个时候我就100岁了。” “这是我读《尚书》时做(zuò)的笔记。”四合书屋陈列柜里还展陈着阎崇年(yánchóngnián)用钢笔工工整整(gōnggōngzhěngzhěng)写的一张(yīzhāng)张读书卡片，其中最早的“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阎崇年说，几十年来，像这样(zhèyàng)的读书卡片他写了几万张。这几万张卡片，有的是阎崇年在(zài)图书馆摘抄的，有的则是在中国书店站在书架前抄的。他难忘在中国书店抄书(chāoshū)的画面，一大早骑车奔往书店，随身带的窝头搁在炉沿上烤着，铁壶在炉子上冒着热气，寒冷的冬天充满暖意。 “那个时候没有(méiyǒu)电脑，没有网络，也(yě)没有数字化，完全靠手抄。”关于这几万张卡片的管理、查找，阎崇年摸索出(chū)一套办法。比如他将与北京(běijīng)历史有关的卡片放置一处，并细分故宫、颐和园、北海、太庙等类别，需要时就能很快找到。时光流逝(shíguāngliúshì)，卡片容器也逐步升级，从鞋盒、木头盒、卡片盒，直到如今的卡片柜。 上世纪(shìjì)90年代，阎崇年的抄书历史随着电脑普及逐步画上句号(jùhào)，“我是从四通打字开始，286、386、486电脑一直这么追(zhuī)下来，现在追到数字化，追到AI。” 深耕(shēngēng)学海60余载，技术不断更新，但阎崇年的(de)研究宗旨未曾改变，“一是慎始善终；二是心一力一；三是求真求理；四是澡德日(zǎodérì)新；五是以师(yǐshī)为范(wèifàn)。”他打了一个(yígè)比方，奶牛早上到山里去吃草，拼命吃上一天，晚上回到圈里不断反刍，最后才会产出牛奶，“学者也(yě)是一样，要日复一日地采撷、咀嚼、反刍、回味，不断地看书、做卡片，不断地思考、研究，不断地发表文章，最后结成的学术结晶就是出书。” “我从5岁开始学认字、学写字，到现在80多年(duōnián)了，就没离开过书。”四合书屋里陈列各类图书6000余册，它们如同(rútóng)向导，引领(yǐnlǐng)读者进入一个学者的阅读人生。 “书，一直是我的生命所在，也一直是我的乐趣(lèqù)所在。”总结自己80余年的读书体会，阎崇年一一列举了六条(liùtiáo)—— 读书(dúshū)(dúshū)增长知识，让生命的时间无限拉长，如同张元济先生所说(suǒshuō)，“人生第一等好事还是(háishì)读书”；读书激发(jīfā)智慧，努尔哈赤出身贫寒，白手起家，他热爱阅读《三国演义》，在萨尔浒大战之所以得胜，正是凭借智慧胜出(shèngchū)；读书涵养性情，读书才能知书达礼，才能知进知止；读书利于康寿，据康熙做的统计，读书多了(le)，贪欲少、内心平静、心胸开阔，自然有利于身体健康；读书能以文会友；坚持读书，能建立(jiànlì)书香家庭，阎崇年三个儿子皆热爱阅读，小儿子阎天从小就大量阅读，对家里藏书再熟悉不过，阎崇年常常按照他的指点(zhǐdiǎn)按图索骥，屡次成功寻得藏书。 面对AI的横空出世，面对碎片化阅读成为常态，阎崇年自有独到观察。“智能文化趋势不可阻挡，我们应该适应，但同时我觉得AI也好(yěhǎo)，智能也好，数字化(shùzìhuà)也好，都是掌握知识(zhīshí)的工具，它(tā)不具有原创性，不具有原典性。不能代替原创，也不能代替原典。” “我们活着，就是(jiùshì)为大家服务。我最后能够为大家服务的事情就是把我收藏的这几万册图书陆续捐给首都图书馆(shǒudūtúshūguǎn)。”阎崇年说，希望大家多来(duōlái)四合书屋转一转，看一看。